台灣大學教授石之瑜主持「中國學」跨國研究計劃，研究各國的中國通如何研究中國，動員日、韓、港、越、新、印、澳、俄等地學者參與，開創全新的學術視野；中國社科院協助英文以外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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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已成顯學，國際學界無不殫精竭慮想要探究中國近年發展變遷的過程，但反過來，各國的中國通是如何了解中國、研究中國，卻少見系統性的研究。
台灣在陳水扁時代，大力去中國化，有關中國的研究遭到邊緣化，政黨輪替後，中國學的研究又告興起，台灣學界正進行一項備受國際矚目的大規模中國學跨國研究，動員日本、韓國、香港、越南、新加坡、印度、澳洲、俄羅斯等地學者參與。主持該計劃的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指出，此一研究目的在探索中國、中國學與中國學社群之間的關係，重要的起點在亞洲。
石之瑜表示﹕「人家研究中國，我們研究人家怎麼研究中國，中國研究專家對中國的研究不只是對中國的研究而已，也反映出這個學者自身存在的歷史文化、社會結構、文化價值、歷史的包袱、當代政治的變遷等，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九九五年國科會鼓勵做東亞研究計劃，石之瑜同事鼓勵他提出申請，他自己也想了解世界各國的中國學研究受到該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影響的現象，稱為political economic of China studies（中國研究的政治經濟學），不過，當時思考尚未成熟，所以研究計劃未獲通過。九九年又有另一個計劃，他跟同事將原計劃修正，有了比較明確的想法，並跟世界各國學者聯繫，邀請他們參加這個研究計劃，終獲通過。
石之瑜零二年開始著手這項計劃，起初從蔣經國基金會獲得約新台幣二百萬（約六萬美元）的經費補助，開啟了中國學研究之門，當時石之瑜就決定把日本當起點，到當地做中國學家的口述歷史，了解日本的中國學在其個人的學思發展過程中是如何形成的。
每個國家在研究中國時，各有其問題意識與知識社會史，各知識社群也各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與知識社會史，對中國的關係界定影響對自己與對中國的理解，但是不代表有共同的看法。石之瑜舉例表示，比如日本知識界關心自己與中國的關係能不能放在亞洲的框架中思考，因為日本是夾在歐洲與亞洲中間，對自己屬性產生疑惑，怎樣的亞洲可以幫助日本認識自己的問題，就影響到日本如何界定中國。
石之瑜表示，日本做為亞洲歐化的優等生，對於自己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以謀求日本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發展出與歐美文獻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呈現出與歐美普遍性理論並不相關的中國知識。
各國皆有一些具有特色的問題意識。石之瑜指出，印度知識界在看中國的時候，往往先問，中國是一個文明，還是一個國家，答案影響到如何評估中國崛起的意義。近年越南的中國研究裏抹煞了一九六五至一九九五年的歷史，直接上溯到胡志明與毛澤東的關係。波蘭是天主教反共，捷克是自由主義反共，所以對媒體上中國的印象是負面的，但知識界未必。
韓國又是另一種面貌。石之瑜指出，韓國處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歷史軌跡，使得韓國對於亞洲與中國的界定，受到與日本關係的影響，因而不存在日本思想家所奠基於歐化這樣的參考點，但其成果還很難評估，因為目前訪談稿的翻譯尚未完成。
新加坡的中國研究也很特殊。石之瑜表示，面對馬來社會與印度社會的海外華人社會，又受到英國的殖民，新加坡因而同時必須與英國知識社群保持對話平台，卻與馬來社會維持區隔，於是其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不同於東北亞地區，尤其以不反映新加坡當地知識脈絡為特點。
獅城的中國研究具特色
石之瑜表示，新加坡是華人視野，對東南亞鄰國的華人政治高度敏感，因此中國研究是與新加坡社會隔離的，由外來的短期的華人研究者為主，採用英文，社會科學方法，如此中國研究不會引發鄰國疑慮；另外新加坡的華人研究盛行，對於華人的本土性很強調，也就影射了中國的外來性，故不贊成華僑或海外華人的提法，也不贊成用離群的概念，而強調華人是東南亞本土的。
中國學跨國研究分成兩部分，石之瑜形容如「鳥之兩翼」。一部分是由學者與別的國家的學者形成合作團隊，在那個國家進行資深中國學家的口述歷史訪談。另一部分是由台灣各大學的研究生參與，根據石之瑜設定的目標社群，設計跟那個社群有關的中國學發展歷史的論文題目，例如石要研究印度，就設計跟印度有關的題目，如泰戈爾對中國的認識是什麼、尼赫魯對中國的認識是什麼，或者西藏在印度的中國研究中佔什麼地位等，石透過指導學生的論文寫作，吸收了很多這個社群的相關知識，所以他跟這個社群互動時，就有這方面的知識基礎，可以跟該國的中國通談比較深入的題目。
由於各國不同學術文化，口述歷史訪談進行得並不順利。石之瑜指出，從二零零二年至今，本來在日本要做十四個歷史訪談，至今只完成十一個，還有三個還在整理，原因是日本學者較慎重，訪談過程很正式，由於受訪者年紀大、地位高，日本人又很重視禮節，加上訪談只做一次，各方安排都不能出錯，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做安排的工作，包括要做現場錄影等，而且訪問完要謄稿，謄稿完當事人要看，這個過程起碼得花上一年，雖然各國都有拖的現象，但日本特別嚴重。
韓國情況跟日本不同，它很有彈性，進度很快，但得到的效果卻最差。石之瑜花了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元在韓國，居各國之冠，學生做了十六個訪談，量很多，但並不成功，主要是韓國學術的威權性很高，若學生跟教授不熟悉的話，無法進行訪談，他也不敢進一步追問問題，教授一旦露出不悅之色，訪談即難以進行，結果就出現訪問得很快，品質卻很差的現象。
香港也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基地，石之瑜赴港六、七次，卻都無法找到適當的合作人選。石之瑜指出，香港學術有其文化，學者做的計劃，不是要可以發表，就是要重要的研究案，以取得學術導向的研究經費，但目前狀況是石所募得的資金，沒有辦法以學界名目發出。
港台與中國的有趣聯繫
在研究過程，石之瑜發現港台之間對中國有非常有趣的聯繫。他有兩個學生在寫碩士論文，一個在寫海外知名教授李南雄和他父親李萬居兩代人的中國認識，李萬居是台灣知識分子，非常認同中國，早年把李南雄送到美國留學，後來李南雄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雖然更靠近中國，但他的思想距離中國卻非常遙遠。
也曾執教中文大學的廖光生是另一個例子。他的叔叔是廖文毅，早年到日本搞台獨，廖光生去了美國，又到香港教書，後來返台幫李登輝，成為他重要幕僚，這都顯示學者家庭背後的流動，都有一個故事。
石之瑜指出，他所訪問對象都是中國通，但未必都是學者，可能是媒體人，也可能是外交官，在印度很多中國通是實際工作後，如做了商人、外交官等，發展出對中國的興趣，才開始研究、寫書，變成中國通，這種情形印度比較多。
日本、澳洲、俄羅斯等國的中國通都是學者。但香港就不是，石之瑜現在訪談對象是號稱香港藝文界教父、做劇場藝術的榮念曾（Danny Yung）。
中國社科院也在中國學研究參一腳。石之瑜兩年前兩度前往社科院訪問，社科院對這項研究很感興趣，它們認為這本來就是該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該做的事，但這個中心主要工作是翻譯國外中國學著作，缺乏理論框架，所以他們幫忙翻譯，只要不是中文或英文做的訪談，都由他們翻譯，包括越南文、俄文、韓文、日文等，節省了不少經費。
在社科院協助下，中國學目前已有二十餘本專著，照這樣速度發展下去，在未來五、六年，將會有好幾十本專著出來，像一塊處女地的中國學研究相當值得期待。
